梅家垭的风，吹不到少年的耳朵

文/姜从舜

上个月和朋友三家七口人，开了两辆车去神农顶。

海拔三千一百多米的地方，风裹着冷杉的香往衣领里钻，云就在手边飘。我16岁的儿子鑫越，躲在车里不肯下来。马上读高二的小伙子，抱着手机刷得头都不抬，说：“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山里，还往山上跑，有什么意思，无聊。”

他妈妈也附和，说山里冷，没什么好看的，不如待车里舒服。

我站在车门外，风刮得我脸发麻，突然就说不出话了。

我生在秭归水田坝姜家坡的梅家垭，海拔八九百米的山上。往上是天，往下是层层叠叠的山。我小时候的童年，不是玩具堆出来的，是在地里摸爬滚打滚出来的：地贝儿从土里搬出来，一掰一兜粉；茅针儿抽出来剥开，嫩得能甜到心里头；桐树叶卷成筒，能当小喇叭吹得满山响；还有刺泡泡，红得透亮，摘的时候扎得手指头疼，塞进嘴里就什么都忘了。

布谷鸟叫的时候，我们就跟着学：“豌豆掐角——”，叫完了就往田里钻。那时候集体有豌豆田，叔子伯婶们在地里忙，我们这帮小孩就躲在田埂子底下，偷摸摘人家的菜豌豆，嫩荚子一咬一包甜水。上学路上看到路边人家的花生地，忍不住就蹲下来拔几棵，把花生粒儿揣进兜里；放学回来更野，趁着没人往地里刨红薯，擦两下泥就啃，脆生生的甜。

那时候没人说“山里无聊”。山就是我们的玩具，是我们的零食铺，是我们藏猫猫、打泥仗、撒野跑的大院子。我们生在山里长在山里，每一片叶子、每一颗果子、每一阵风，都是真实的日子。

84年我从三溪河初中毕业，考了444分，进了宜昌县师范。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梅家垭的风都是甜的，山里娃靠读书走出去了。87年中师毕业，我19岁，站上了乡村讲台。哪想到这一站，就是快四十年，绕来绕去，还是站在秭归的山里头。

刚教书那会，学校是热闹的。村小、乡初中都坐满了孩子，一到课间，满操场都是追跑打闹的声音。学生都是村里的娃，上课读书，放学回家就是家里的半个劳力。讲《悯农》不用我多讲，他们都在太阳底下割过麦，知道一滴汗摔八瓣是什么滋味；讲“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笑，说河坝里的鸭子比人精，刚开春就往水里扎。那时候的知识不是纸上的字，是他们每天都在过的日子。

后来慢慢就空了。

年轻人往城里走，有点条件的都把孩子带去城里读书，村小撤了一所又一所。15年我调到九畹溪中小学的时候，站在操场上看，一排教室空了好几间。留在山里的孩子，大半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过。

不是山不好看了。九畹溪的山还是绿的，水还是清的，春天漫山的野花开，秋天橘子红得像挂了一树小灯笼。这些年搞乡村振兴，搞绿色发展，路修宽了，民宿开起来了，城里来的游客一拨接一拨，都说山里好，空气好，风景好。

可我们自己的孩子，不看了。

他们放学回家就抱着手机刷短视频，作业写完了就打游戏。你问他橘子什么时候开花，他不知道；问他三溪河涨水了没有，他说没去过；讲二十四节气说“秋老虎”，有孩子举手问我，秋老虎是哪个动物园的？

我听着心里发堵。

我们那时候苦，可日子是“活”的。风刮过松树是什么声音，稻子成熟是什么香味，踩在泥地里是什么感觉，都长在骨头里。现在的孩子，活在一层壳里：防溺水的标语贴满了河岸边，从小就被叮嘱“离水远点”，好多孩子长到十几岁，没踩过河水，没摸过小鱼；怕摔着碰着，下课十分钟都不让出教学楼；春游改成看科普片，运动会挑阴天开。我们拼尽全力给孩子搭了个安全、恒温的壳，也把真实的生活，挡在了壳外面。

乡下的十天制更让人难受。上十天课，放四天假。有次我问班里的孩子，谁见过家门口的桃花开？大半人摇头。他们说，开学的时候桃花还没打苞，放假回家，桃子都快吃完了。春天就从学校围墙外头，静悄悄地溜过去了，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教了四十年书，我以前总觉得，把书教好，让山里的孩子考出去，就是最大的本事。现在快退休了，反而越来越困惑：我们把孩子教得会考试、会做题，可他们不知道五谷杂粮从哪来，不知道风是什么味道，不知道踩在土地上有多踏实——这样的“走出大山”，到底是赢了，还是丢了什么？

就像鑫越。我守了一辈子山里的学校，教了一辈子山里的孩子，可我自己的儿子，都觉得山里无聊。他每天从家到学校，从手机到书本，知道网上的所有新鲜事，却不知道家后头的山上有几种野果，不知道三溪河的水冬天温、夏天凉，不知道我小时候偷摘豌豆的那片田，现在还种不种豆子。

我们总说乡愁，可这些从小在山里长大的孩子，连“乡”都没摸透，哪来的“愁”呢？

还有两三年我就退休了。

我总想，等退了休，就回梅家垭去。把老家的房子收拾收拾，院子里种点菜，栽几棵橘子树。鑫越放假回来，我就带他走我小时候上学的那条路，去抽茅针、摘刺泡泡，去看看我偷过花生的那片地，去刨一回我们小时候啃过的红薯。

不用强迫他喜欢，就走一走，摸一摸，尝一尝。

梅家垭的风还在吹。

我总盼着，哪一天，能吹进这孩子的耳朵里。

值班总编：邱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