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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裘千丈与文学守夜人——关于元辰网络文学创作与审美同构

早报文学 2026-09-08 16:53:01 中早时报祁军平

杜 鸿

(汉口学院数智写作与文学艺术研究院,湖北,武汉,443000)

摘要:本文以元辰的网络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其“全光谱”写作特质与“现场批评”理念,揭示其将文学融入日常生命实践的独特范式。文章指出,元辰以“裘千丈”自嘲身份与“文学守夜人”精神姿态,在小说、诗歌、散文及批评等多维创作中贯彻“承载厚重、觉受新颖、多维统一”的文本美学,并通过网络平台运营、基层作者扶持与机构化审美引领,构建出一种创作与批评同构、个体与文学生态互证的活态文学存在方式。其《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等著作及“元辰之问”等实践,进一步体现了地缘文学书写、评价体系替代与终极人文关怀的深度耦合,为中国基层文学生态提供了极具启示性的精神范式。

关键词:元辰;网络文学;现场批评;全光谱写作;文学守夜人;审美同构;基层文学生态

元辰自认为其创作与批评属于“底层实验”,其价值不在登大雅之堂,而在于将文学化于日常。他所践行的“求索思考”(梁艳萍《人生路上的寻觅》)、“心灵自由”(谭家尧《超越俗世人生的思考》)和“文学修身”(曹宗国《远离俗世寻找自己雪原》),或许不能用文学既定的标准来评判,但他将文学化于日常,变成人生与生命质地的互证与实践,则构成了当代文学生态中最稀缺且值得接力实验的精神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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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辰以网格为疆场,不仅是文艺作品的创作者,更是一位深度介入文学创作现场,以其人格与行动创造“文学事件”的审美者。他的独特性在于,将创作层面的散文、小说、诗歌、评论和书法等多维实践与审美身份深度交融,通过创办网络文学平台、运营公众号以及数十年如一日提携后学,构建了一种网络“现场批评”的独特范式。

元辰自称“裘千丈”,是自嘲也是策略。“裘千丈”虽无绝顶武功,却有招揽群雄、制造江湖声势的本事。元辰在网络论坛中挥舞“裘千丈”的旗帜,既是谦虚和自由心灵所向,更是为了“把黄蓉郭靖找出来”,以一种自降身份的姿态,消解了传统文人相轻的习气,换取了与广大网络作者平等对话的可能,将网络交往、创作交流、内在精神取向融为一体。

与之相对,“文学守夜人”则是外界对他的加冕。在无数个凌晨两三点钟,当万家灯火俱寂,他仍在电脑前阅读、回复、编辑,为文学新苗浇水,为基层文学现场站岗。作为“守夜人”,他坚守的是一种将生命融入文学、以文学照亮他人的美学实践。

一直以来,也正是这种从“江湖诨号”到“精神灯塔”的跨越,让元辰不仅创作了《迈向智慧的金色通道》《悠游人生》《网上漫语》《现场批评》《麦青麦黄》《家在三峡》《雪宴》《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等多部著作,获得了湖北省文联“优秀文艺志愿者”、屈原文学创作奖等荣誉;更在于他以其独特的审美理念和身体力行的文学实践,在基层与网络的夹缝中,开创了一种“创作即审美、批评即帮扶”的文学存在方式。

一、琴棋诗书文:创作层面的“全光谱”写作

元辰的文学创作,并非单一的线性轨迹,而是一种放射性、多元化的“全光谱”写作,呈现出一种“雄强阔达”与“沉郁顿挫”并存的独特景观。他曾反复提出“在方向正确的前提下,文本美学决定艺术生产力”。他曾多次主张“承载厚重、觉受新颖、多维统一”的文本美学追求。这既是对他自身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后学的殷殷期许。

(一)瘦寒冷峻与悲悯审视

元辰的小说瘦寒冷峻。他一直将其比作“迎风一刀”。“这一刀”,利落精准,带着审视生命与历史的寒意。然而,细读元辰的小说集《麦青麦黄》,便会发现这刀锋之下,涌动的并非冷峻,而是克制而又彻骨的悲悯。

这种悲悯,首先体现在元辰对叙事距离的掌控。他有意识地将创作指向人的“现实孤困与根本孤困”,抵达人的“根本孤困”,常以一个观察者的姿态,冷静呈现人物的命运。比如在《麦青麦黄》里,元志雄与柳长芬压抑的青春悸动,被定格在“即将发生却尚未发生”的临界点,情感如地火奔涌却始终沉静。这种冷静的白描,源自他对小说“只能叹一声”的理解:叙而不议,将哀矜与慨叹深埋文面之下。

这种悲悯,又带着“田野式”的审视感。元辰笔下的人物多是“平民时代的悲情人物”,被时代洪流与命运摆布,却从不煽情、渲染苦难,而是以“刚劲而节制的刀法”,剖析着其生存本相。比如《绝地》中的云娘,命运多舛,文本却干净利落,犹如在历史背板上雕刻小人物的悲欢。这种“悲悯”,是其历经沧桑后,对生命悲剧性的一种冷静确认。

这种悲悯,更具良知与温情。小说《鸢尾花》的核心意象鸢,在希腊神话中正是“将善良人死后的灵魂经由彩虹携回天国的使者”。文中“再生人”元朝安对失独老人的默默陪伴与精神救赎,更像一个深沉的“还魂”之愿。这印证了元辰的写作哲学:用刀锋般的文字解析生活,却用慈悲之心为荒寒人间留下光亮的出口。其冰冷外形下包裹的,是一颗不灭的赤子之心。

元辰“迎风一刀”式的悲悯,正是他独特的生命姿态与文学理念相互塑造的产物。他以评论家的冷眼洞察人世沧桑,却以小说家的热肠抚慰悲欢离合。在那刀锋般锐利的文字背后,是他为所有“远行者”搭建心灵木屋的执着与深情。

(二)雄浑辽阔与意象重构

诗歌是元辰审美意识的先锋。他的诗集《雪宴》的书名本身就是一种语言的反叛,并印证了独具匠心的创新。评论家楚飞云在《我本将心向明月——读元辰新诗集〈雪宴〉》中评价道:“《雪宴》诗学意象开阔,艺术表现手法纷繁浩荡,文本所突显出的美学内涵和美学伦理斑斓而丰盈。无论纵观,而或细览,《雪宴》都会带给人不一般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体悟。”他特别指出,“大歌”卷中的《我的大三峡》《水上的木桥》《耳边的歌师》《雪宴》《面向自我,春暖花开》等作品,是“视野所见的长诗写作中的精品”。作家黄荣久也指出其诗带有“黛青色的冷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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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之并存的是,《我的大三峡》同样展现出元辰一以贯之的雄浑气势。他以地质纪年与文明底气,以磅礴展开对三峡文明的深情叩问,“把铜镜抛上蓝天,让时空倒旋,寻找你的容颜/人说你来自青海,最初的一点水汇成滚滚洪波/让杜甫落泪,让李白癫狂/让东出西进的舰船浩浩汤汤。”以“穿越、潜入、跪拜与融入”的姿态,将个人生命置于九亿年地质演变与三百万年人猿历史的宏大时空之中,最终抵达“今生是岸边一颗草,来生是滩上一粒沙”的物我合一境界,从而为冷峻笔触注入了一腔沸腾的血色。因此楚飞云由衷评评道:“《我的大三峡》是对人与峡双重社会身份与心理定位的无缝对接和内外延展。它既是一种精神伦理上的挖掘与回溯,也是一种文化心理上的弥补与创新。”

元辰的诗歌不追求外在韵律的整饬,而是“靠语句自身顿挫推进”,如同“出自高山峻岭跌落迂回的野溪”。这种美学选择与其人生阅历紧密相关。他经历过军旅生涯、政研室工作,在时代的洪流中沉浮,诗歌成为他记录时代投影与个人心迹的“脑电波”。无论是民间歌谣体还是现代新体诗,他试图在楚辞、唐诗的影响下,走出一种属于“基层文人”的雄浑之气。

(三)厚重思辩与精神原乡

如果说诗歌是元辰的灵魂呓语,那么散文便是他的血肉根基。《家在三峡》作为其散文代表作,书名朴素,却承载了沉甸甸的地理与历史重量。这部作品时间跨度三十年,是其“生活图像,心系三峡”的纪实,既有对个人生活、工作、亲情的诗意描绘,也有日常生活的写真,更有对三峡山水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的追寻与解读。元辰的散文有别于风花雪月的矫情,他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三峡人”,他的笔触是深入到三峡的地质断层与人文肌理后生长出来的花朵。

在《人石对悟》中,他将个人生命置于七千万年的地质时间中对话,题记“三峡,我的生命怎样与你融合为一体”,道出他散文创作力图与故土融为一体的初衷。在《烹茶三游洞》中,他提出“诗人造就了山水,山水成就了诗人”,将三游洞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个人当下的感怀相交织。这种书写,不仅是地域风情的展示,更是一种文化人格的建构。由于他曾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参与区域发展决策的文字书写,他的散文便自带有一种“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混合气息。他写退休后照顾摔伤老伴的“简单凡俗”,也写参与山地开发决策的宏阔背景,使得《家在三峡》成为一部立体的大历史与微生活的融合体。

(四)锐度触发与现场革命

元辰在批评领域的贡献,可能是最具开创性的。早在2000年,他便出版了网络文学评论集《网上漫语》,2009年又出版了感悟式网络文学评论集《现场批评》。在学术界,学院派批评往往着眼于文学史的宏大建构,关注经典文本;而元辰倡导的“现场批评”或“感悟式批评”,将目光投向了“基层、网络、现场”。他将自己的评论定位为“底层实验”,认为它“不登大雅,不能用文学的标准来评价”,但其价值恰恰在于“将文学化于日常”。他提出文学评论应当建立在“三峡文学特色”这个平台之上,通过“恭请诗灵、澎湃诗情”,构建“多维镜像、文本美学”。这种将创作与评论视为一体两面的批评观,强调“好的理论好的作品,一个共同标准就是让人感动,让人得到启发”。

元辰的批评实践是即时性的、对话性的。他从为朱钟韵的小说《我有被猎杀的恐惧》撰写评论,到为杜鸿、周凌云、叶辛、王晓英、欧阳杏蓬等数十位作家撰写专题,始终“贴近作家实际、贴近文学现场”,其评论“独到、深刻、精微,常有让作者醍醐灌顶或读者心中一凛的感觉”。在《现场批评》等著作中,他将批评视为“借别人的脑袋磨自己的脑袋”,视为一种“收获友情与娱乐的一种游戏”。这种批评观念颠覆了传统评论的权威姿态,代之以一种平等的、共同成长的“共进模式”。他认为,基层作者不缺生活积累和文字功底,缺的是“艺术经验和眼光”,而批评家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磨亮这双眼睛。这种批评不是居高临下的裁判,而是春风化雨的陪伴。评论家黄叶斌在《网络文学批评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意义》一文中指出:“元辰感悟式评论,具有网络文学批评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意义,其批评实践从个人实践的自发阶段已然上升到了理论探索的自觉阶段”。

在中篇小说《入戏太深》的批评中,元辰展现了对当代小说创作的敏锐洞察,指出杜鸿这部小说通过“淤青”这一魔幻意象的本土化创造、“戏中戏”结构的深层隐喻以及人物心理深度的开掘,实现了对传统官场小说的美学突围。他评价小说“以巫通天彻地的眼光,回归华夏文明起点的价值确定”“开启了小说审美的多维世界”。这种将具体文本置于文化源流与审美范式转型中进行考察的批评方法,正是其“现场批评”理念的生动实践与原创生发。

元辰的“现场批评”理念,核心在于以网络文艺评论家的身份进行的一场文学批评话语权的“基层革命”。他清醒地将自己的实践与学院派“史家批评”划清界限,让后者服务于文学史的宏大叙事,让前者则“投奔”创作发生的第一现场。这种定位,本身就是一种极具锐度的文化姿态,是对传统批评“精英化”与“滞后性”的挑战。

元振批评的革命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功能的“倒转”。学院派致力于将个人经验提炼为公共经验,而元辰的现场批评则致力于将公共艺术经验“反哺”给创作者,充当创作过程中的“审美调适器”和“技术顾问”。这是一种介入式的、生成性的批评,它不以盖棺定论为荣,而以精准点拨为要。其二,是方法与文体的解放。它摒弃了学院式的理论堆砌,回归中国传统的感悟式批评,追求“三言两语、想到就说”的现场感与锐利度。这种“轻骑兵”式的批评,虽无系统理论之厚重,却因植根于鲜活的创作交流而充满生命力。

元辰的这些实践,无疑为日益僵化的文艺批评生态注入了一股清流。他证明了批评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深刻的洞见,更在于与创作实践同频共振的现场感。这种从“田野”里长出的批评,其锐度或许不在于逻辑的严密,而在于它对创作者心灵的真实触发与对文学现场的真切守护。

(五)身份互证、价值评价及终极观念

如果说,《网上漫语》是面向全国的网络蓝海式的文本,是与全国范围的文学创作进行的互动和点评及评价。那么《现场文学批评》则集中在以湖北作家为主体疆域的文学或网络文学创作于第一现场的互动与评论。而《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则直接把研究对象放在了更精细的夷陵文学这个板块和群落上来,纯粹地进行地缘性文学的观照和书写。相对前面两种书写而言,它更集中、更有效、更系统,更具有某种在现在无法预见的个性魅力和史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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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辰在这部评论中,以近三十万字的篇幅,系统梳理了四十二年来夷陵三代文艺家的创作成果。从屈原、郭璞、欧阳修等历代名家的游历遗存,到秦廷申、童江南、胡世全、杜鸿、朱白丹等当代作家的创作实践,构筑了一部立体的区域文学史。这部著作“既是中国基层文学研究的一个样本,又是为作品涉指的作家作品在未来醒来提供了笔延千里的证据”“夷陵近百位作者无一不被元辰或启蒙,或指点,或评论;经他之手,有多少作者自信爆棚,从无名到有名;有多少作品点石成金,从夷陵走向全国。”正如作家杜鸿所言:“该作品以文学守夜人的互证、文学创作价值评价体系的替代和地缘性作家应该而且必须有的终极价值观为线索”,捕捉与锁定了“夷陵文学”从1978-2020这一历史时期和多重价值:

1、“一个人的作家摇篮”互证

对这个带有某种强烈感性成分定义的互证理由有三:一是文本的研究对象涉及夷陵文学作家六十多人,时空跨起从1978到2020四十二年的夷陵文学创作成果,评论层级为夷陵文学创作的发展状况、作家群落、重点作家和现代性探索四个层面的全景式夷陵文学评论文本。二是文本系统地将作家与创作融合、现代性与文学性融合,文体性与原创性融合,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融合,繁荣性创作与精品性创作融合,实现了点与面、细节与结构、局部与整体、传统与先锋的多维度关照。三是文本因缘时空的构架,建构了现实的夷陵作家及其成长、成功与文本的的评说伦理、陈述逻辑,构成了强烈的指证、印证和互证关系;也就是夷陵作家的近乎所指意义的文学创作及其活动,一一指证了文本的内容,从而构成了证据的确认与诚信。因此无疑起到了深刻地印证“一个人的作家摇篮”这一命题的最好指证。读者通过元辰对夷陵文学创作成果的整体梳理、扫描和把握,完全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他作为夷陵文学“守夜人”“守望者”和“一个人的作家摇篮”导师的生动形象。

2、创作评价体系双重功能释放

《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具备十分强大的双重功能:即一个系统地、科学地、准确地、现场式地对夷陵文学群像进行的整体梳理和把握。它填补了夷陵文学创作评价体系上的空白,成功、科学、精准地对夷陵文学及其创作进行了整体把握、认识和关照,实现了有效的评价功能并极具现实意义。在当下文学批评由理论向评论的转型的大背景之下,以及文学评论更应具有参与、引领和指导文学创作活动,更多更好地发挥文学评论的批评功能的新要求之下,元辰以此为文艺评论的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范本。

《夷陵文学评论集》的第二个功能,就是具有强烈的补缺性质。表面上看,这一文本是个人创作、个人作品。但是,它是党委、政府、宣传和文联部门命名的“元辰文化名家工作室”,通过夷陵文艺名家序列完成的首个重要项目。当它被推出来之后,无形中就代入了夷陵文学创作的评价体系,从而发挥出夷陵文学创作评价体系的替代功能。当然,评价体系不仅仅是以一个机构或一个专家库为标志的,它还应该融入到大量的文学创作评论和研究之中,并通过海量的文学研究和评论来完成对文学作品的内涵和外延在意义、价值和作用的锁定与探求。而《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很好地补偿了当前我们文艺评论在评价体系上的缺位所带来的空缺,从而对夷陵作家、艺术家进行系统而中肯的、精准的、准确的评价,发挥出文学评价体系的功能,并以此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兴盛。

3、地缘性作家终极价值观启悟

作家始终应该是与终极价值观最为息息相关的一群人。生而为人的终极价值,人之为人的归宿感,无时无刻不在每个作家身上光芒闪耀。《夷陵文学评论1978-2020》基于当下创作的评价体系,即主流评价体系和地缘文化价值评价体系,铺设了一条时间隧道,由此时到未来建立起了一个索引、一个通道、一个平台和一个渠道,甚至是一条供未来人们寻找到它们的便捷路径,从而让创作者在创作上尽其所能、能跳多高就跳多高,以此等待时间醒来,等待未来醒来。

二、深度审美:“活美学”审美引领与网络文学庄主

如果“创作”是元辰的个人修行,那么“审美”则是他作为作协主席、评论家协会主席的社会担当。他的审美并非静止的文本分析,而是一种流动的、介入式的社会实践。杜鸿曾戏称他是“文学界的段誉和没有自宫前的岳不群”。这看似戏谑的称谓,恰恰道出了元辰身上那种兼具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的复杂气质。

(一)机构化的审美引领:从作协到评协

2001年提前退休后,元辰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文学组织工作中。他历任夷陵区作协主席、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在他的推动下,夷陵区作协从五六十人发展到二百多人。他提出了“哪里有创作,哪里就有评论伴随”的口号,将评论家协会打造成了一个“社会文学院”。从1987年领办《西陵通讯》开设“西陵风景线”专栏开始,他便致力于推介和评论本地作家。2019年,中国文联文艺评论调研组专程赴夷陵调研其“文学评论工作室”,认为其“评论家甘当人梯”的现象值得研究。这种“机构化的审美”,使得审美不再是私人的感悟,而是变成了一种公共的文化服务。他组织笔会、作品年展、同题竞赛,通过制度化的活动,将基层文学创作引向“追寻当代文学浪潮”的正轨。

(二)网络江湖的“审美霸权”

网络一直是元辰的主战场。从1997年上网,设立“问石斋”评论论坛,到后来担任东湖社区、汉网等大型论坛的超级版主,他一直运用网络技术实践他的文学理想。在故乡网时,北京某报纸搞网络封神榜,他被称为“八大网络文学庄主”之一。在网络这个“江湖”中,他的“裘千丈”身份反而成了最有号召力的品牌。2000年至2003年,他依托“故乡网”主编了23期大型网络文学期刊《新汉语时代》,每期容量达30万字,不少稿件经他推荐后被纸质文学期刊选用。他还主编了6期《汉语姿态》,并编辑了《汉风浩荡——汉网原创文学2011年度精选》等作品集。根据其自述,他点评过的作者数以千计,其中不乏后来成名的王十月、杜鸿、余秀华、宁财神等。这种通过键盘实现的“审美救赎”,使得他在网络文学圈拥有了极高的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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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分享会上,元辰讲述了与程世农、胡智等同道共同进行网络文学探索的往事。他与杜鸿、程世农、胡智四人曾一起写同题中篇《二十年的空白》《幻想中的树》《耶雷哥的玫瑰》,以网络为阵地展开文学实验。当胡智英年早逝时,元辰在论坛发文悼念,杜鸿亦写下“胡之,我们的活着,是你文学的碑”的沉痛悼词。这些网络空间的文学交往,构成了元辰“现场批评”最鲜活的注脚。欧阳友权在《网络文学论纲》中将元辰的观点概括为“现象学观念”,认为其代表的是“反权威化、多元论、进化论、平等观、自由主义”的网络文学价值立场,并指出这种立场“赋予网络文学写作的民间日常生活美学特性以合法的存在地位”。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元辰敏锐地捕捉到了公众号自媒体的力量。他主编的《夷陵评论》公众号持续发稿超过1100期,后交由后辈接手,他又马不停蹄地创办了《金兰文汇》。这些自媒体平台不仅是作品的展示窗口,更是他实施“现场批评”的阵地。通过编辑和推送,他实际上行使了一种“审美把关人”的权力,将那些有潜力的草根作品筛选出来,赋予其公共性。

(三)天问精神与人文责任

元辰的创作与审美实践,并不仅限于文学领域。2024年底,他通过网络以“书生之问、现代天问”为题,发起了一场关于人工智能前沿时刻的人文关照对话,向杜鸿等文友发出“十五问”,探讨AI产生自主意识后自然人的应对可能、人类升级的途径等终极命题。这一行动本身,便是其“深度审美”从文学向哲学、从现实向未来延伸的明证。在“元辰之问”中,他以诗化的语言将这一追问比作屈原《天问》的当代回响,“现代天问/问人类生存的绝对极限与宇宙奥妙/问AI产生自主意识之后自然人应对的种种可能/问自然人有无可能突破极限而升级。”他认为“在童真般的人文关照和诗意想像面前,自主意识智能机器人无非是从眼前顺手拈来的一个由头,并非真要把所有可能判断清楚”。在回答“人文科学是否有履行人文关照的责任”时,元辰表达了坚定的信念:“哲学是什么?是‘终极还乡’‘终极心安’。老子问道、佛陀悟禅、夸父追日、屈原问天、杞人忧天,追求和表达的都是终极情怀而不是眼前适用。而哲学的意绪萦绕,艺术的诗意盎然与科学的肃穆澄彻一样,总会在云遮雾绕的时刻,投下一抹理想的光芒。”这种将文学关怀延伸至人类命运终极层面的思考,使其审美实践获得了形而上的维度。

与此同时,元辰将东西方智慧融合升级成人类想象,设想了人类升级的六种可能途径:能量赋能、材料赋能、结构赋能、信息赋能、意识赋能、系数(熵)赋能。他主张“以身为器感知、和合大道”,认为“人体本有连接宇宙的‘脐带’”,只是“因为有了文明与科技的果,反而把产生这个果的因忘了”。这种看似“玄学”的思考,实则是对人类认知极限的严肃探讨。

“元辰之问”在于它将一位基层文学守夜人的目光,从夷陵的山水、网络的论坛、公众号的编辑,提升到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切。当元辰写下“我躲在墙角为人类的后代担忧”时,他已然超越了“裘千丈”的自嘲,成为一位真正的人文主义者。这种从具体到抽象、从地方到宇宙的精神跃迁,正是其“深度审美”的最高境界。他始终呼吁作家们“自觉追踪当代科技前沿,关心人类的未来”“背对俗世,步入深空,高扬灵性,审交八方诸神和历代先贤,上下求索,永不止步”,将文学创作的根基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紧密相连。

三、互文结构:元辰的文学人格及其文化意义

元辰的网络人生文本,呈现出一种惊人的一致性:他将文学的“创作”与“审美”融为一体。在喧嚣的时代边缘,文学需要有人守护。他的审美理想完全融入了这种守护之中。他的诗、文、评,都是他守夜时的灯火。他扶持的每一个作者,都是他守护的果实。守夜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在黑暗中坚守以及一种对文学处境的隐喻。他身上那种“守夜人”的形象,因此被赋予了某种悲剧性与崇高感。

(一)多维镜像下的文本美学

曾几何时,元辰在痛失爱子之后,那种“独子病逝的绝世伤悲”让他更深地理解了文学作为“疗心疗伤”的意义。他所编著的《追悼元年》和小说《鸢尾花》,正是这种生命体验的文学转化。他在经历“独子病逝的绝世伤悲”之后,文友们深夜在三峡机场等待他们夫妇从深圳归来的场景,以及“十多年间身边文学日常呵护与七十之后每年生日问候聚餐的情景”,让他深感“文学是故乡情、兄弟爱、心灵的家园和沃土”。这些生命体验,使其守夜人的姿态不仅是一种文学选择,更是一种生命哲学。正如评论家史发竹所言,他的作品是在“寻找坚守、救赎、和解、写作与生活的理由,重铸诗意远方”。

(二)基层文学生态的当代样本

元辰的终极价值在于,他证明了文学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更是连接人心、滋养灵魂的活态存在。在夷陵和网络文学的空间里,他不仅仅是一个评论家或作家,他是这个文学江湖的“精神宗主”。

元辰的创作,本身就是一幅复杂而立体的文学肖像。他左脸是冷峻的诗人,右脸是宽厚的师长;左手写着雄强的诗歌,右手敲击着温暖的回帖。他用最笨拙、最实在的方式,为基层文学砌起一砖一瓦。这些看似矛盾的互构,恰恰揭示了元辰文学人格的丰富性。

(三)文学即生活、批评即陪伴、创作即修行

元辰的意义,不仅在于他创作了一大批作品,更在于他以其独特的生命实践,创造了一种“文学即生活、批评即陪伴、创作即修行”的文学存在方式。在当代文学生态日益分化、学院派与网络派壁垒森严的背景下,元辰的存在是一个独特的样本。他以夷陵为原点,以网络为半径,画出了一个跨越地域与层级的人文同心圆。他的作品是他的审美结晶,而他培育的人、守护的文学生态,则是他更宏大、更动人的“作品”。

元辰或许并非金庸笔下的绝世高手,但他凭借一颗赤子之心,成就了一段属于中国基层文坛的传奇。正如杜鸿在他的分享会结束时所言:“让我用一位朋友的小说标题,给大家道一句:朋友们,早上好,晚安!”

元辰的守夜,正是为了每一个清晨的到来。他的求索思考、心灵自由与文学修行,指向的是一种将生命全然交付于文学的、近乎宗教般虔诚的存在方式。在喧嚣的时代,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文学景观和精神范式,更是一座用创作与审美同构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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